户籍制度范文 篇一：
户籍制度是一种人口管理制度，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代。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里，商代人将这种管理方式称之为“登人”。
商代属于奴隶制社会，在当时的贵族奴隶主眼中，人口和牛羊之类的财产并无多大区别，牛羊需要登记，那么人口登记自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身为奴隶主私有财产的奴隶，当然是不可能有迁徙的自由，如果私自逃离户籍所在地，则会遭到严酷的惩罚，有时候甚至会被处死。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微，许多小国对领地居民的控制也力有不逮，于是诸子百家的士人们得以周游列国，宣传各自的学说，以博取各国君主的重视。
自由的人口流动为自由的思想创造了土壤，因此，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里，华夏迎来了思想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期。
战国末年，秦王嬴政时代，因为韩国水工郑国的间谍事件被发觉，秦国的宗室们对秦国境内的客卿非常不信任，于是鼓动秦王驱逐客卿，楚国人李斯也在被逐之列。李斯写了一篇《谏逐客书》，论述秦穆公以来“以客致强”的事实。
在文末，李斯写道：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则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借寇兵而赍盗粮”者也。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李斯认为，人口流动带来人才流动，各国英才入秦是秦国能强盛的根本。如果因为地域籍贯的不同，而驱逐人才，那么秦国就危险了。
秦王嬴政认为李斯说的很对，他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岂能让人才流入他国呢?于是嬴政马上做了一件事：立刻废除了驱逐客卿的命令;而孝公时，已让商鞅赶紧对秦国境内的人口进行登记。
商鞅变法，将秦国人口按五户为一伍、十户为一什的办法编制起来，每伍户之中，选一人为伍长，每什户之中选一人为什长，平时为民，战时为兵。为了保障编户制度的约束力，秦法实行连坐，一人犯罪，其余人都要受株连，战时若有一人逃亡，其余人都要被诛杀。
秦国广纳贤才，同时又在内部推行严酷的国家军事主义制度，致使秦军战力爆表，终于以偏隅之地，异军突起，横扫六合，混一宇内。
秦统一之后，推行郡县制，然而郡县制只是国家机器的框架，真正到政策的具体执行层面时，郡县一级是远远不够细化的，于是在编户制度的基础上又延伸出了乡亭制，即每乡设“三老”(乡村元老院)，十里为一亭，每亭设亭长。亭长对方圆十里之内的居民进行户口管理，并维护基层社会治安，同时负责朝廷赋税、徭役的征收和摊派。汉高祖刘邦就是亭长出身，只是他不是一个称职的亭长，他的日常除了赌钱，就是在村口酒馆里喝酒吹牛聊闲天。
汉随秦制，秦汉以降乃至魏晋，除非是遇到长期乱世，实在没有办法进行户籍编制，否则人口登记都是国家的基础工作之一。尽管进入了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不像奴隶社会那么明显，但在统治者眼里，人民依然是国家财产，财产必须登记，严防资产流失。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是写在教科书里的圣人语录，它就是整个中国古代史里的天条。
自西晋八王之乱以后，户籍制度曾有那么一段时期濒临瓦解，这主要是长达四百年的乱世战争所致。人口的不断迁徙与流亡，政权的不断更迭，都让户籍制度一度几乎断绝，但当政权稍稍稳定的时期，统治者都会抓紧时间修补户籍登记本。比如，在中国北方出现了北魏孝文帝的改革，重建户籍制度就是其中一条重要内容;而在中国南方，南齐萧氏在其短暂的二十多年时光里，一直把户籍修订工作当作国策来抓，并让太子主抓这项重点工作。
在更晚一点的隋唐时代里，国家实行三长制。即每五里为一保，设保长(俗称“地保”);五保为一闾，设闾正;四闾为一族，设族长。地保必须熟知自己辖区的各种家长里短，一旦地方上有事，地保就是一部活全书。
北宋王安石变法时设保甲制，每十家为一保，选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一人为大保长;每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一威望高的人为都保正，保正又分正副职。《水浒传》里，晁盖被称为“晁保正”，说明他也是当地有名的乡绅，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就是大宋朝的执政基石。
明清时期，户籍管理更是成熟。户籍管理又分为“黄册”和“鱼鳞册”，黄册以登记人口为主，鱼鳞册以登记土地为主，两册一对照，一户人家究竟该交多少钱粮税赋，该服多少徭役人工，都是一目了然的。晚清时期，黄册和鱼鳞册几乎都是由各地方衙门里的行房书吏们世代把持，传子不传婿，是当地吏员们的传家之宝。因为必须有这东西在手，才能收得了各种租税，所以任凭换了哪一任官老爷来，都炒不掉这些书吏。
那么，为什么历朝历代都要把户籍政策作为国策来抓呢?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古代的中国一直是农耕社会，农业是国家的第一大产业，农业税是财政第一大税种，而税收直接关系着政权的生死存亡。农业税的根基有两条：一个是农业人口的多寡，一个是征税土地的产能，因此人口管理与土地管理一样，都是农耕社会里的基本国策。如果土地和农民都越来越多，那么国家财政的兴盛指日可待，而如果越来越多的农民变成经常迁徙的流民，则意味着国势衰微，亡国之日可期。
至于重农抑商，更是题中应有之意，因为商业税在中国古代税收体系里占比微乎其微，有它不多，没它不少，而农业税则不同，它是国家经济的命脉所在。
为了让帝王们的子孙们能够千秋万代仙福永享，帝国必须用国家机器的强制力量，来保证农民们世世代代地在那块土地上做工蚁，因此，几千年来无论时代风云如何变幻，无论政权如何更迭，帝国的户籍制度都是一如既往地坚不可摧。
户籍制度范文 篇二：
在当代，像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户口是非常珍贵的，一个人如果没有当地户口，再有成就也不过是个“X漂”一族。而“X漂”这个词，意味着他没有根基，身世如浮萍，漂到哪里是哪里，全凭造化安排了。
自己漂泊也还罢了，而一旦遇到结婚生子、孩子就学之类的问题，“X漂”一族就会感受到什么叫“令人抓狂”。
一个户口能卡住一家人的脖子，这句话绝非夸大其词。
很多人以为，这种情况是因为当代人口众多导致的，但实际上，在人口相对稀少的古代社会，户籍制度的威力比当代还要强大得多。
在古代，如果一个人没有户籍，那他就不会有土地。土地是古代的基本生产资料，没有土地就无法正常生活。
凡是没有户籍的人，都是流民。法律也不怎么保护流民的权益，因为流民不纳税，会被视为帝国的蛀虫。流民的主体是两种人：乞丐和盗贼，而这两种人经常会身份互换，因此在很多时候，杀死流民会被视为剿灭盗贼，即便是误杀，也常常会因为没有苦主而不了了之。
当代流行穿越剧，但那些穿越剧通常都是脑洞清奇的作品。实际上如果真的能够穿越的话，假如穿越者落在稍微稳定一点的时代里，几乎100%会因为没有户籍而被当作盗贼被通缉;假如穿越者落在乱世之中，那么几乎99%的概率是要早死的。在古代，没有户籍就不能成为王朝的子民，除了躲进深山老林玩野外生存，就没有别的路好走了。
如果穿越到隋唐，穿越者会因为没有户籍而沦为贱民。在隋唐时代，这类人会被登记在一种特殊的册子上，这叫“非编户”，他们通常是贵族或者富豪之家的家奴。假如无户籍的穿越者被人发现，那就会被当做逃奴抓起来，如果联系不上主家，那就会被官方拍卖。另外，这种“非编户”贱民无法脱籍，这口锅不但要背到死，而且要世世代代子子孙孙地背下去。贱民脱籍政策直到清代雍正年间才有，而且还需要放弃“贱业”之后三代才能参加科考，但即便如此严苛的条件，在当时依然被视为“恩典”。
如果穿越到明清，穿越者因为无户籍，所以无法参加科举，即便他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也只好去荒野里说给狐仙去听。
在古代，没有户籍是无法旅行的，再有钱也不行。户籍意味着人员无法自由迁徙，如果有事要离乡百里以上，就得找当地政府出具文书，也就是路引。路引万分重要，绝对不可遗失，否则身处异乡会被按游民处置，轻则流放，重则杀头。
住店必须持有官方发放的路引()，否则店家要受连坐。如果没有路引，就只好去荒山野岭找黑店住，万一不小心中了鸡鸣五鼓断魂香，第二天早上就变成了热气腾腾的人肉包子了。
不要指望有什么办法能逃脱强大户籍管理，作为立法者的商鞅，在逃亡的时候也发现这个制度实在是没有什么漏洞可钻，所以他也因为没有介绍信而被人抓回去五马分尸了。
不同的户籍之间享受的政策红利也有极大的不同。
在古代，户籍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一个人的命运。比如一个人生在京城，哪怕是个普通人家，也可以认为这孩子生来命好了，因为古代京城与偏远地区之间的GDP可能会相差几个时代，而其所处的环境也决定了京城人士的见识、习惯和发展空间都会比其他地区胜出许多，如果要参加科举，京城人士的路费都省下了。再比如前面说到的陈汤，无论他取得怎样了不起的成就，他仍然是个山阳瑕丘人，到死也是一个连长安户口都混不到的loser。
对于古人改变命运的主要——科考来说，户籍制度也是相当不公平的。政府会按地域来分配录取名额，同时还要审核考生的户籍身份，只有经济严重欠发达地区才能和京城一样享受更多的录取名额。因此，古代考生家庭和官府之间，也会展开篡改户籍与反篡改户籍的攻防战。
户籍制度范文 篇三：
到2022年实现1亿人在城镇落户是新型城镇化重要目标。目前来看，这一任务有望提前完成。
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
公安部新闻中心、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官方微博“中国警方在线”发布的新闻稿显示，公安部2月21日召开全国治安管理工作座谈会，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在会上讲话时表示，要全面深化以户籍制度为重点的治安管理改革，加快建立新型户籍制度。除落户超大、特大城市和跨省迁移户口实行审批制外，积极探索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
孙力军说，要加快完善户口迁移政策。按照“自愿、分类、有序”原则，加快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全面放开重点群体落户限制，尤其是要推动超大、特大城市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统筹普通劳动者落户和各类人才落户，争取提前完成1亿人进城落户的任务。要结合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探索实行城市群内户口通迁、居住证互认制度，努力实现城市群户籍政策的一体化调整。要探索实行农业转移人口“宜城则城、宜乡则乡、来去自由”的落户政策，为改善农村人口结构、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孙力军表示，要加快建立新型户籍制度。要在认真改革实践的基础上，除落户超大、特大城市和跨省迁移户口实行审批制外，积极探索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
这个会议蕴含着很多重要的信息。其中，相比审批制，实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是一个重大变化。这里面的一个前提是除落户超大、特大城市和跨省迁移户口实行审批制外，也就是说，未来广大中小城市包括不少二线城市落户将变得十分简单。
那么先来什么是超大城市、特大城市。根据2014年11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城区常住人口 1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大城市，其中3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大城市，100万以上3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需要说明的是城区人口的概念。根据“通知”，城区是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区、市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所辖区域和其他区域。”而市辖区内的农村地带，并不计入城区范畴。
也就说，市辖区人口并不等于城区人口。比如合肥去年4个市辖区人口394万，但并不等于合肥城区人口有394万。武汉市辖区人口达到了1089万，但不等于武汉就是超大城市，因为市辖区内还有很多农村地带和农村人口。
目前住建部每年出版的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是对各大城市城区人口的最为详细的统计。根据《2016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结合公开资料，统计梳理发现，目前城区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有12座，除了北上广深外，还有天津、重庆、武汉、成都、南京、郑州、杭州和沈阳。
其中截至目前，我国中心城区人口超过1000万大关的仍然只有北上广深四座一线城市。天津、重庆、武汉、成都、南京、郑州、杭州和沈阳为特大城市。
也就是说，未来除了这12个城市外，其他城市都有望实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这不仅仅是三四五线城市，还包括了不少二线城市，如苏州、合肥、济南、长沙、厦门、宁波、福州、东莞、青岛、西安、大连、昆明、南昌、石家庄等城市，未来这些城市户籍人口有望快速增加。
尤其是，像中西部的很多省会城市，对省内其他地市的人来说有较强的吸引力，这些省会城市都在努力的打造强省会。一旦实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这些城市的人口将快速增长。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彭智敏对第一记者分析，中西部地区与沿海发达地区发展阶段不一样，在中西部进入到工业化后期之前，区域经济发展需要一个增长极，以增长极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由于每个省份最好的研发、高教、金融等要素资源主要集中在省会，因此如何突出省会的带动引领作用就十分关键。彭智敏说，现在弱一点的省会比如南昌等城市也在积极凸显省会城市的引领带动作用。
今年的江西省政府工作报题提出，要高标准提升“引领圈”。编制大南昌都市圈“1+5”发展规划，出台支持大南昌都市圈发展的政策，进一步理顺赣江新区管理体制。
这些二线城市的发展前景也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机遇。中原地产首席市场分析师张大伟对第一财经分析，除了京沪这样的超大城市在严格控制人口、进行非核心功能疏解外，其他二线城市的人口还将快速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对房地产企业来说，这些二线城市将成为发展重点。今年以来，很多地产巨头拿地也纷纷从三四线城市回归到二线城市。
地方户籍新政密集出台 1亿人进城落户或提前完成
与此相对应的是，当前，二线城市的落户政策正在不断放开放宽。2月18日，南昌经开区启动2022“春风行动”招聘周活动，提供岗位达10000余个。根据南昌最新落户政策，在南昌市大中专、职业技工院校就读学生，凭新生入学或在校学习证明办理落户;全国其他院校就读学生需将户口迁入南昌市的，可按在南昌市就读学生同等条件办理。
2月13日，西安市人民政府官网发布《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放宽我市部分户籍准入条件的通知》。这也是西安不到两年7次升级调整户籍政策。此次通知明确具有本科(含)以上学历的，不受年龄限制;具有本科(不含)以下学历的，年龄在45周岁(含)以下。全国高等院校在校学生(部学信网在册人员)，均可迁入该市落户。
今年以来，至少有6个城市出台了落户新政，放宽落户条件。不光是二线城市，现如今，不光是二三线城市，就连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也加入到吸引人才、放松落户的行列中。
其中，在深圳，继去年6月实现大学生引进“秒批”后，今年2月28日深圳将正式实施在职人才引进和落户深圳“秒批”，主要包括高层次人才、学历类人才、技能类人才、回国人员和博士后4类。
在广州，今年1月11日下午，广州市发改委联合广州市人社局、市来穗人员局及市公安局共同发布了广州市新一轮迁入户政策体系。其中，本科以上，不超过40岁即可落户。
广东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彭澎说，目前国家正在大力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广深放开落户条件，可以重点解决已经在本地居住就业的人转化为本地户口，获得本地市民待遇，这也是落实国家落户政策的体现。另一方面，通过放开落户政策，加快外来人口的市民化，让这些外来人口留在当地，会增加对教育、职业等方面的消费需求，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具有较大的拉动空间。
实现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是2014年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的目标。根据前述会议，将争取提前完成1亿人进城落户的任务。同时结合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探索实行城市群内户口通迁、居住证互认制度，努力实现城市群户籍政策的一体化调整。
本月21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也提到，要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在具备条件的都市圈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积互认，加快消除城乡区域间户籍壁垒，统筹推进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市民化，促进人口有序流动、合理分布和社会融合。推动人力资源信息共享、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共建。
户籍制度范文 篇四：
其实，放开城市落户限制早已不是新鲜词了，而是近年来的一个高频词。
本轮户籍制度改革全面开启的标志性文件，应该是国务院2014年7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意见》，走的是打通二元户籍制路线，提高城镇化质量。因为此前的改革一直走的也是放宽路线，但学界认为，城镇化率质量不高，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直接反映城镇化的健康程度，是一个关键指标。
2016年9月，国务院正式发布《推动一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要求“十三五”期间，城乡区域间户籍迁移壁垒将加速破除，配套政策体系要进一步健全，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年均要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年均转户1300万人以上。
到如今，留给这个目标完成的时间已开始显得紧迫起来。今年以来，国家政策频出，城镇化已开始提速，或者说进入倒计时。
例如，今年5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下称《意见》)，要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有力有序有效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到2022年，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消除。
而这与4月8日国家发改委发布《2022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下称《任务》)才隔了一个月。《任务》明确了相关城市放宽落户的具体要求：
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今年2月21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也提出，要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同日，公安部召开的全国治安管理工作座谈会上，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表示，要全面深化以户籍制度为重点的治安管理改革，加快建立新型户籍制度。除落户超大、特大城市和跨省迁移户口实行审批制外，积极探索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
国家频提放开放宽落户限制，尤其是放开大城市的落户限制，是目前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数据显示，截至2018底，仍有2.26亿农业转移人口已成为城镇常住人口但尚未落户城市，其中65%分布在地级以上的城市，基本上是大城市。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原所长牛凤瑞将这部分人群的现状称为“半城市化”。
都市圈、城市群崛起
在目前小城市户籍已全面放开、中小城市吸引力不够的情况下，放开大城市户籍显得尤为重要。陈亚军说，要解决好落户的问题，需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联动，光靠小城镇、小城市其实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需要推动大中小城市放开放宽落户限制。
虽然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鼓励发展中小城市，但实际上人口一直在往大城市走，现在学界更倾向于走发展大都市圈的道路。毕竟大型都市在经济资源的集聚、效率和节约发展等方面更具优势。近年来，国家中心城市、城市群、都市圈的发展，也彰显着国家要将中心大城市引领作用发挥到最大的决心。
牛凤瑞认为，突出中心城市的带动引领作用，更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和城市化发展规律。城市规模与辐射带动能力成正比。应该通过支持一些核心重点城市率先发展，带动周边地区发展，以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竞争力，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提出，
要以北京、天津为中心引领京津冀城市群发展，带动环渤海地区协同发展;
以上海为中心引领长三角城市群发展，带动长江经济带发展;
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为中心引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带动珠江西江经济带创新绿色发展;
以重庆、成都、武汉、郑州、西安等为中心，引领成渝、长江中游、中原、关中平原等城市群发展，带动相关板块融合发展。
一方面是要放开放宽大城市的落户限制，另一方面要突出中心大城市的带动引领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显而易见，未来大城市的发展更受看好。
但问题是，大城市的发展和落户也不是没有限制的。尽管中央密集发文要放开放宽落户限制，但都附加了一定的限定词，落户的全面放开，是将个别超大城市、特大城市除外的。
根据《2017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目前，城区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有13座，除北上广深这四个超大城市，还有天津、重庆、武汉、成都、南京、郑州、杭州、沈阳、长沙9个特大城市。
结合政策，也就是说，在未来，除了上述13个城市外，其他城市都将全面放开放宽落户限制。这个过程中，一大批二线城市将受益最大，包括西安、苏州、合肥、济南、青岛、大连、厦门、宁波、昆明、石家庄、南昌、福州等。
一方面，大城市户籍放开后，中小城市的发展前景会更受限。另一方面，相比京沪等超大城市，二线城市还有大把的发展空间。这些二线城市崛起后，不仅可以承担、疏解一线城市过于集中的部分功能，还可以起到区域发展龙头的作用，带动更多区域相对均衡地发展。
放开放宽落户带来的机会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意见》明确，要全面落实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政策、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政策，以及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向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较多的城镇倾斜政策。
这里必须要说明的一点是，过去国家强调中小城市战略的结果是：一线和部分二线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土地供给不足，三四线城市人口增长缓慢、土地供给过多，由此造成土地供需错配。现如今，人地挂钩的政策更符合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需求，对输入城市将起到很好的激励作用，有利于输入地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这个过程中，对一二线城市也是一大利好。
《意见》提到，到2022年，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基本建成，经济发达地区、都市圈和城市郊区在体制机制改革上率先取得突破。
这意味着，未来城市更新改造，有望成为房地产发展的重点。什么样的城市更新改造尤其是旧村改造会有价值?哪里的农村户口有价值?当然不可能是小城市的农村或者贵州、东北、淮河流域等地的偏远农村，而是一二线大城市的城中村或近郊区的农村。
今年，珠三角，广州、东莞等地的旧村改造如火如荼。这些地方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也会极大地增加一二线大城市的土地供应。
从总体上看，二线热点城市的楼市发展前景已经超过了一线城市。
一方面，二线城市的人口增量空间更大;
另一方面，二线城市原有楼价较一线城市要低很多。
实际上，从2015年以来的表现来看，二线热点城市的房价涨幅甚至超过了一线城市。这也符合近年来热点二线城市经济崛起的趋势。
春江水暖鸭先知。今年以来，热点二线城市的土地市场火爆，各大开发商鏖战二线城市。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50大城市合计在2022年前5月土地出让1.59万亿元，同比2018年同期上涨了12.3%。其中，5月杭州土地出让金收入266亿元，位列榜首。此外，今年以来，天津、武汉、苏州、济南、郑州、福州等二线城市的土地市场表现也十分抢眼。
一线城市也不是没有机会。上述《任务》提出，超大特大城市要立足城市功能定位、防止无序蔓延，合理疏解中心城区非核心功能，推动产业和人口向一小时交通圈地区扩散。也就是说，未来一线城市的重点在都市圈的发展上。
尤其是随着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的轨道交通尤其是跨城地铁、市域快轨的发展，将会极大缩短周边地区、邻近板块到大城市中心城区的时间，让这些区域变成也可以变成人们常住的区域，从而有利于超大城市疏解中心城区人口，也可以带动周边区域发展。比如北京周边的北三县、保定等地，上海周边的南通、嘉兴、昆山、太仓等地，深圳周边的惠州等，都将是未来楼市发展的重点。